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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影如画

高松漏疏月,落影如画地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(原创)说说我的父亲(三.完)  

2008-02-27 22:18:45|  分类: 散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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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约在1947年,经王师母介绍,父亲进了宁波人开的长沙华英药房,当起了帐房先生。他为了捧起这来之不易的饭碗,在进药房前,就已经通过类似现今的培训学校学习了“会计专业”。从此,他也属于“白领”阶层了。

后来我们三姐弟上学校及工作的时候,要填履历表什么的,在“家庭出身”栏上,一律写上“职员”两字。

父亲有了正式而且比较稳定的工作,他的终身大事就提到议事日程上。其时,王师母通过另一个师母向外公提出媒妁之事。外公有四个女儿,母亲是大女儿,大阿姨少她一岁,三、四阿姨就更小了。当时外公家生活很苦,我想,部分原因可能是外公要抽鸦片造成的,部分原因是平江这个地方是贫瘠之地。否则,彭德怀就不会举行平江起义了。

外公答应了,说,两个女儿随父亲挑一个。于是相亲,父亲必定是看到母亲比我大阿姨漂亮,便毫不犹豫地跟母亲结婚了。其时,母亲16岁,父亲24岁。

母亲和父亲在长沙租了一间小屋,开始了新的生活,一直到长沙解放。

母亲对我说,她在长沙时,生活也过得艰苦,因为父亲的薪水不高,而且那时的物价一日三飞涨,故常常交不起房租,被房东拉电封灶。

公私合营时,父母亲来到了上海,父亲在一家医用橡胶厂工作(后曾调到医用玻璃厂等单位)。他们住在延安西路(靠近长宁路)的花园洋房里——花园洋房中的一间阁楼里。父亲属于勤奋努力工作的人,他先后当过主办会计、会计科长、工会主席等职务,还连续几年被评为上海医疗器械系统的先进工作者。

但母亲说,你爸也很自私。我问为什么?她说,那时上海动员乡下有亲属有房子的职工家属回乡,以减少国家负担,你父亲不和我商量,就自说自话把户口迁到了这里。我问,那时,爸入党了没有?母亲说,入党了。我笑了,说,应该的啊,共产党员一切听从党招呼。再说,如果现在我们还在上海,谁知道会怎样呢,我看当初来乡下的决定是正确的。母亲说,他进步了,我可受苦了。

母亲带着孩子来到鄞县乡下后,成为阿娘不受欢迎的人。阿娘在解放前夕,已将丰富的家产败得差不多了,也可能她有意识地将所有的田地买掉了,到解放时,只剩下乡下的几间楼房。所以,土改评成份时,她评了个小业主。

阿娘不愿意母亲和其住在一起,就将老屋的一间楼房腾出来给母亲。实际上,老屋的这间房子还是不错的,下面有客堂间、吃饭间,楼上有两间房间和小阁楼。家具也不错,其中有一个是西洋式的梳妆台,有三面大镜子。我小时,见到过阿娘。她肩披着围巾,手柱着拐杖,笃笃笃地走进我家,微眯的眼睛四处一溜,然后就坐在太师椅上,要末一声不响,要末啰啰嗦嗦埋怨我母亲。不过她对我哥倒是很好的,常常给他糖吃,害得我姐和我直咽唾沫。

言归正传。在上海的父亲正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时候,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临了。一下子,父亲被打成了“历史反革命”。于是,他又重温了他在历史上做过的事——拿起了扫帚和揩布,在清洁工厂周围的同时,扫去擦去他自己身上的反革命的痕迹。

我问过父亲,那时的造反派殴打过他没有?他说,没有。刚开始时,在台上被斗争了几次,由于他平时人缘好,另外,造反派去调查他也没有调查出什么罪证,所以后来几年,当他是只死老虎了,没受到大的苦。

但他刚被揪出时,境况很不妙,造反的人一天到晚逼着他交待,父亲也就一天到晚老老实实地写重复的交待材料。父亲说,那时他想到过死,而且想好了死的方法。他准备从厂里溜出来,坐民主3号轮到宁波,看看母亲和孩子后,立即再坐3号轮回去,在回去的途中,就跳海一死了之。可他最后没这么做。可能他想起了母亲,想起了他的儿女,想到他一死,会给这个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。

我想,父亲在造反派手中,并没有吃非常大的苦头,如果整天受打受骂,父亲是会以自杀来“自绝于人民”的。

文化大革命后期,父亲解放了,并被结合进厂革命委员会,当上了生产组组长兼财务负责人,他的面前又是一条光明大道。

上世纪70年代,父亲为家乡做了一件大好事:帮助当时的公社办了一家玻璃仪器仪表厂。当时正是党主席华国锋宣传社办企业“犹如山花烂漫”的时候,全国各地农村大兴社办企业之风。

父亲为办这个厂,可以说化了不少心血,化光了钱。从请师傅、联系培训到进原料,全是父亲一人包办。与父亲接触过的人都知道,他是“除屋柱以外,逢人发香烟”,凡公社或厂里有人去上海,都是他自己掏腰包请客。在乡下的母亲老不见他寄钱来,写信说他,他说会补上的补上的。父亲的每月工资有一百多元,在当时属于高工资了,可是他常常入不敷出。

这家厂一直很好,前几年改制,成了私人企业,老板发了大财。

父亲是个非常要面子的人,除共产党员一心为公的思想外,他从心底里希望人家说他好。谁说他好,他把心掏出来也在所不惜。当时,公社党委书记和他关系好,曾说过给他适当补贴的话,被他一口拒绝。他感到,为家乡做好事,是他一生中的荣耀,这荣耀中是不能带有一丝铜臭气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他退休了。他抱着一份天真回到了家乡。他以为自己还能发挥余热,人们还会热烈地欢迎他,还会恭恭敬敬地尊重他。他还想办厂,也又帮助人家先后办起了两家厂。他还经常去找乡长村长什么领导。可是他渐渐地发现,办完了厂,人家不大愿意见他了;领导们也对他敬而远之了。于是,他感到了失落,感到了世态炎凉。他开始真的老了起来,特别是心态上老得很快。

我们做子女的常常劝他,好好养老,不要去想那些杂七杂八的事。现在是什么年代,是不能用旧的共产主义思想去衡量的。可是他仍经常性地神情恍惚地陷入在想不通的沉思之中。

跨入21世纪后,父亲身体更加衰弱,隔段时间就生病住院。去世前一年多,他脑充血,在李惠利医院被医生往头上打了个洞,将脑中积存的血抽出来,但没能抽尽。后来又发现他腹中结水。

2003年10月2日,医生说,他已不行了。我们把他送回家,母亲和姐姐及几个族里人为他作了丧事的准备。当时,在父亲去世前一天,还在医院里,我们都没料到父亲会去得这么快,所以在晚上才给正在江西吉安的我哥打手机,他连夜急急往家的路上赶。父亲最宠爱我哥。可是,父亲等了他一天,等不及了,当天下午在我怀里去世。父亲享年80岁。

现在,我写了以上的文字,以此纪念我亲爱的父亲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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