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破草帽的码头装卸工
“阿拉（我们）看见阿晨了，阿晨穿得破破烂烂的，在拉手拉车，跟讨饭一样，阿拉还以为阿晨当工人了，好享福了，这是咋回事呀？罪过罪过。”
乡下同族的两位阿婶在城里看到了阿晨的窘态。当时阿晨在人民电影院（现电影院早已拆除，成了绿化地）前面的码头上拉车，被经过此地的阿婶看到了。她俩上下打量阿晨好一会儿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阿晨，是侬啊！”她们回去后，非常感慨地跟家乡人说了这样的话。
头上一顶破草帽，身着一件破棉袄，弓起背，掂起脚，双手紧抓着一辆手拉车的车把，艰难地从码头经过栈桥，拉到堆场，停下车，然后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再从车上搬下笨重的铁制品或糠包之类的货物，码放在地上。通常拉了几车后，会在经过的码头岸边准备着的开水桶旁喝几口水。
到城里参加工作之初，阿晨，就成了这样的码头装卸工。
80年代初中期，这里老港口的作业机械化程度还低得可怜，除几部小吨位克令吊机和几部输送机外，基本是手拉肩扛的人工作业。要说苦累，拉手拉车不算累，最累最累的是在船舱里铲煤。一张煤网摊开在船舱的某一角，四个或六个工人手挥铁锹，铲起煤往网里送，网里煤满后，吊机将网吊到码头上，倾倒在输送带上端的漏斗中。而船舱里，另一张煤网早已铺开，只见四把或六把煤锹仍在不断地飞扬着。天寒地冻，这些工人解衣脱裤；酷热夏季，则是汗爬如雨淋。阿晨亲身经历过这滋味。夏季的船舱里温度时常在40度以上，铲着煤的阿晨，虽然很年轻，可不到一会儿，身体里的水分流光了，人虚脱一般，只好立即爬上来，到船舱口换气。有一个老工人，快退休了，照例应该在岸上做些轻活，但因他和班长曾起口角，班长就派他下舱。结果老工人昏倒在船舱的煤堆中，那汗水和煤粉掺混成一条条一道道沟壑似的布满了他的身躯。
那位班长30来岁，对阿晨倒比较关照，因为他被评为市级先进个人的材料是阿晨写的。阿晨在班里，算得上一个“文化人”，矮子中拔长子，工人们对有文化的人是另眼相看的。作业区领导也开始注意了阿晨，让他当了工会小组长。如果不是一件犯忌的事，恐怕能早点脱产了。
有了这么一个市级先进的班长，班上兄弟们就更苦了。一般说，一个白班工作到下午2点半左右，就收工了，可是这个班经常拖到3点多4点多。有一回，他们在一艘杂货船上卸货，调度本来就安排两个工班日，可是已经到下午4点出零，班长还没叫收工，大伙早已在嘀嘀咕咕。这时，一个一只眼睛有点斜视的老某对阿晨说，你是工会小组长，你得关心工人疾苦啊。阿晨一听，对呀，不能不管工人死活啊，就心血来潮一声喊：下班了！大家巴不得阿晨出头，一听他喊，立马拿起绳索等工具跳下船，走了。班长在船上楞了好一会后，才跟在大家后面慢吞吞地走。
第二天中午吃饭时，眼睛斜视的老某对阿晨说，侬要犯关了，调度室主任大发雷霆，说侬个子小小，却胆大包天。阿晨以为要处理他的，可后来没有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连当面批评都没有一句，那个班长对阿晨的态度也没变化。只是后来区政宣科想抽阿晨临时脱产工作时，被挡住了一阵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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